美方一些人越鼓噪“断链” 外资越“做多”中国******
“全球投资者渴望回到中国做生意。”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投资机构专家的观点进行报道。8日起,中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给全球投资者带来强劲信心。多家外国在华商会等机构认为,中外人员往来和商务旅行将加快恢复。不少外资企业称,已经开始制定集团高层访华日程,积极推动重启相关项目,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华尔街日报网站9日报道说,商界人士将再次前往中国快速增长的市场考察。
目前在中国国内,商圈人流量上升、文旅市场回暖、多地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流动的中国”回来了。路透社援引经济学家的观点称:“强劲的经济复苏就在前面。”
事实面前,那些唱衰中国经济、鼓噪对华“断链”的杂音,还有什么市场?过去三年,美国一些人总能找出歪理来“刷存在”。在疫情严峻时中国采取严格防疫政策,他们声称外国投资者信心下降、不好做生意,要求中国“放开”;当中国因时因势优化防疫措施,他们又声称中国疫情会给在华外企带来风险。总之,无论中国怎么做,他们的指向不变,就是千方百计想把产业链“转移”出中国。这种典型的双标做派,反映出美国一些人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偏见、遏制打压的居心。
只不过,他们鼓噪了三年也没有达到目的。数据显示, 2020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6.2%。2021年这一增速达到14.9%,在数量上首次突破万亿元人民币大关,刷新历史纪录。2022年前11个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已超过2021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长9.9%。这表明,中国市场一直对外资有着很强的“磁吸力”。
吸引外资的,还有中国难以替代的产业链优势。苹果公司2022年10月发布的2021财年供应商名单显示,约190家供应商中有150家在中国大陆设有工厂。前不久,全球光学与光电行业领先企业蔡司的研发生产新基地项目,在苏州工业园区奠基。蔡司中国首席运营官谢磊说:“基本上在200公里范围内,80%的供应商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当地成熟的产业链配套优势,是促成蔡司投资的重要原因之一。
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项目首套装置正式投产、华晨宝马生产基地大规模升级项目在沈阳正式开业、松下集团将冷链设备生产与销售等更多业务板块转移至中国……外资近来纷纷加快在华布局,看中的是中国14多亿人的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是创新这个引领中国发展的第一动力,是中国不断推进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中国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
1月1日,《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22年版)》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有1474条总条目,与2020年版相比净增加239条、修改167条,增加条目数为近年来最多。这将给外资在华发展提供更大空间、带来更丰厚的回报。这些可不是美国几个人几张嘴就能抹杀的。
近来,高盛集团、摩根士丹利等纷纷上调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多个国际经济机构预测,随着中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今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有分析指出,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对世界经济的“加速器”作用不可替代。
反观美国经济,“衰退”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投资者的预测共识。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美联储为应对国内高通胀采取了激进的加息政策。美国经济界人士指出,由于货币政策存在滞后效应,美国人在今年上半年可能会承受 “很多痛苦”。美方一些政客还是多管好自己的家务事,少想着拆别人家的台。政治操弄对抗不了经济规律;企图堵别人的路,最终只会堵死自己的路。
(国际锐评评论员)
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经济观察)中外专家建言平台经济反垄断 吁规范“市场守门人”
中新社北京12月21日电 (记者 王恩博)随着平台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崛起,由此滋生的一些平台垄断行为侵害消费者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也引起各方警惕。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场学术研讨沙龙上,多位中外专家表示,数字经济为大众生活带来了巨大便利,各国监管机构对其发展一直采取审慎包容态度。但未来相关领域要实现增强创新活力、降低市场进入壁垒、避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目标,还有诸多重点问题需要关注。
德国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院长、德国反垄断委员会成员阿希姆·瓦姆巴赫(AchimWambach)所著《不安的变革:数字时代的市场竞争与大众福利》一书近期在中国出版。该书关注的正是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前提下,通过竞争政策规范数字化变革中的企业行为,并最终增进大众福利。
瓦姆巴赫表示,在强调竞争的经济政策指导下,德国规模前100大企业的营业收入占GDP比重在过去几十年中持续下降,有效保护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稳定了就业。
但他也坦言,数字化变革对这种稳态构成了冲击,领先科技企业的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并在不断大量追加研发支出,不断拓展创新边界并扩大自身优势,市场集中趋势不断加强,且存在企业滥用市场势力损害大众福利现象。对此,德国和欧盟的应对方式是完善反垄断法律法规和开展国际合作,推出GAIA-X等欧洲数据平台等。
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了《数字服务法案》及《数字市场法案》草案,旨在明确数字服务提供者的责任并遏制大型网络平台恶性竞争行为。
德国政府宏观经济顾问托马斯·费泽介绍,《数字市场法案》草案将大型平台企业称为“市场守门人”(Gatekeeper),因为其具有制定市场准入门槛的能力,并针对这类平台提出了“守门人法规”。此前欧盟相关法律法规制订和执行都耗时较长,此番立法体现出对提升执法速度和效率的追求,并力图在动态和静态效率之间取得平衡。
规范平台经济竞争模式,中国亦动作频频。如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针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作出更多细化规定。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竞争法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黄勇表示,反垄断法初衷是防止市场上出现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行为,在数字经济中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认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竞争效果,其中有两个重点、难点问题:一是对数据属性和意义进行明确;二是结合相关市场的界定认识反竞争行为的发生场景。
在司法部政府法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富成看来,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期、无歧视的营商环境是需要国家提供的制度公共品。但电商平台企业特别是超大规模的电商平台企业承担了对平台上众多市场主体的治理功能,也要在电商经济制度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协同培育平台间和平台上的良好商业生态。
中国信通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监管研究部主任李强治亦指出,平台企业一系列新的经济社会角色使其在生态治理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大大提升,政府直接治理所有市场主体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构建政府与平台协同的多元治理体系应是未来平台经济治理模式设计的主要方向。(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